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
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
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潮新闻客户端 执笔(zhíbǐ) 汪子芳 杨一凡
一公里宽的江面上,一艘双层渡轮(dùlún)缓缓启程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驶向对岸的温州(wēnzhōu)安澜码头。顺着江面望去,不远处(bùyuǎnchù)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是温州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。
近日,一则永嘉瓯北至温州(wēnzhōu)安澜航线的(de)“停运公告”,将轮渡再次推到了台前。这条温州曾经最火爆(huǒbào)的航线要永久停运了吗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这则公告(gōnggào)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(jiāotōnggōngjù),更是城市(chéngshì)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,还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,与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(wèilái)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故事?
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主力(zhǔlì)乘客
清晨7时许,从永嘉开往温州市区的渡轮利落地破开江面,船尾拖曳出(chū)长长的水痕(shuǐhén)。
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(wāngzi)芳 摄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,渡轮上挤满了(le)上班族和“电瓶车大军”,28岁的陈(chén)正传便是其中一员(yīyuán)。家住永嘉县瓯北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的一个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,距离两边的码头都很(hěn)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渡轮横跨瓯江上下班,没有比这更便捷更酷炫(xuàn)的(de)通勤方式了。”陈正传说道。小时候家里新买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时刻也特别新奇(xīnqí)。
说起(shuōqǐ)和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事。6年级暑假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温州市区(shìqū)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坐渡轮到市区后,却不小心坐反了公交车,“公园没去成,乌龙(wūlóng)的记忆却可以记一辈子(yībèizi)。”
下班的(de)(de)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(huíōu)北,天上尽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斜斜地铺在江面,开阔的水面映着满目金黄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的“班味”一扫而空。
永嘉县(yǒngjiāxiàn)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记者,安澜码头曾是浙南(zhènán)地区最大的(de)码头,1993年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的“轮渡大军”。如今每日运行100多个(duōgè)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,每天只有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(zhǔlì)乘客。
轮渡上的“电瓶车大军”受访者(shòufǎngzhě)供图
正午时分的(de)船舱显得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。67岁的老钟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,袋子里是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(shūcài)。老钟从永嘉(yǒngjiā)到(dào)市区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到现在的2块钱。
在老钟的记忆里,曾经的轮渡(lúndù)更像一个公共空间,船上除了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山货、海货以及南货(nánhuò)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,轮渡就(jiù)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坐船(zuòchuán)。”如今,喧嚣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(shǒujī)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,记者发现许多外卖(wàimài)小哥的身影。“瓯越大桥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(cóng)东瓯大桥过去(guòqù)要绕路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(shěng)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手机(shǒujī)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早餐和麦饼等美食外卖,他还为客户送过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分布着众多餐饮店,将(jiāng)坐船作为过江的第一(dìyī)选择,轮渡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的新方式。
一部浮在水上(shuǐshàng)的城市史
瓯水弄潮,水网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(de)温州,自古以来水运发达(fādá)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。
“借问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为温州(古称(gǔchēng)永嘉)留下(liúxià)了诗意的注脚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(gǔgǎng)遗址(yízhǐ),则实证了宋元时期(shíqī)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存在的“千年商港”,北通大运河,南连海上丝路,是东方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,向人们展示出彼时(bǐshí)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。
宋元时代的瓯江(ōujiāng),不仅是货运动脉,更是文化传播的通道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聚散,留下诗句(shījù)、传说与买卖(mǎimài)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,勇于探索。
然而,对于世代生活于此的人而言,江河却意味着(yìwèizhe)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(rìcháng)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有瓯江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(jiānghé)阻隔,以前不管去(qù)哪个方向(fāngxiàng)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(guǎnlǐrényuán),后来才有了船票。”在温州老城区的一个工作室里,79岁的黄瑞庚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介绍道。这张绘制于18世纪末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(kāibù)设立英国领事馆的信息(xìnxī)。细看100多年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感(gǎn)扑面而来。
黄瑞庚介绍温州18世纪末的航船交通(jiāotōng)情况 记者 汪子芳 摄
曾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、作为温州市文联顾问(gùwèn)的(de)黄瑞庚热衷于收藏(shōucáng)温州老照片,其主编的四本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变迁与(yǔ)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
黄瑞庚以前(yǐqián)(yǐqián)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要做好舟车劳顿的(de)准备。往北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亭渡口横渡瓯江,向(xiàng)南去瑞安、平阳(píngyáng)、文成(wénchéng)和泰顺,也要在飞云江畔排队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(zhuǎnchē)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说,飞机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(wēnzhōuhuà)里与“水”发音相近)路一条。”这句俗语,曾是温州人对交通不便的(de)(de)无助喟叹。在瓯江上造桥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(mèngxiǎng)。1984年9月25日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(dàqiáo),结束了两岸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,黄瑞庚带队的市中西乐队,在现场见证了大桥的通车(tōngchē)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(ōujiāng)上(shàng)唯一的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陆续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(rújīn)共有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。
温州的瓯越大桥 图源 视觉中国(zhōngguó)
对于渡轮客流的变化,在瓯江(ōujiāng)“摆渡”了大半辈子的老船长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瓯北安澜航线开通时,刚满20岁(suì)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热闹(rènào)到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才会兴旺,一座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。”起初(qǐchū)做售票员的王震,目睹过每一个乘客(chéngkè)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(nián)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(dāngrì)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到了晚上十点。
1998年(nián)考取船员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(yīmíng)船长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。可繁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(dàzhuǎnzhé)”。2000年8月11日,连接温州市区、江心屿和瓯北的东瓯大桥建成(jiànchéng)通车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(dàqiáo)通车的那一天,船舱一下子空了一半。”王震回忆。后来,瓯江上每座大桥开通(kāitōng)的日子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(rìlì)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运输日趋没落(mòluò),但(dàn)安澜码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市民出行的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。如今,他和几位同事还坚守(jiānshǒu)在这个岗位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不仅是交通的节点,更是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(céngjīng)辉煌过的渡口码头(mǎtóu)将何去何从?
渡口是最古老的交通方式,温州市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(línhǎi)介绍,温州此前(cǐqián)内河及沿海共有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客流锐减、设施老化(lǎohuà)、渡口搬迁(bānqiān)等原因停用,目前31个仍在正常运营。
如今,轮船(lúnchuán)公司共有56名在岗职工,但退休人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(yuángōng)平均年龄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收缩的客流,转型成为(chéngwéi)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的转型尝试已有不少成功案例(ànlì)。重庆(chóngqìng)曾经的朝天门(cháotiānmén)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重庆的热门(rèmén)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礼物”产业。
江涛依旧,渡船何往?永嘉轮船公司也酝酿着自己的(de)“变形记(biànxíngjì)”。“我们一边(yībiān)提升基础设施,做好安全和服务(fúwù)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资源开发有码头(mǎtóu)特色的文创园。”马永驰介绍。公司所在的码头占地面积27亩(mǔ)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(jiàzhí)在下降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上升。“接下来,我们(wǒmen)准备以码头为锚(máo)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为一体的文创(wénchuàng)空间。”马永驰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对接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企业,洽谈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了温州的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(ōujiāng)的大通道(dàtōngdào)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具有(jùyǒu)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海峰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借助(jièzhù)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江心屿、古港遗址等资源,让企业实现(shíxiàn)从传统航运向综合文旅开发的转型。
1921年的温州招商局朔门码头 采访对象供图(gōngtú)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(dàn)数千年的桨声帆影未曾(wèicéng)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,远非简单的替代关系。翻开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(guòjiāng)方式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。
瓯江奔流不息,瓯江畔的朔门(shuòmén)古港遗址(yízhǐ),默默诉说着温州“千年商港”的辉煌历史,与之隔江呼应的江心屿双塔作为世界级古航标,共同汇聚起(qǐ)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(ér)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。

潮新闻客户端 执笔(zhíbǐ) 汪子芳 杨一凡
一公里宽的江面上,一艘双层渡轮(dùlún)缓缓启程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驶向对岸的温州(wēnzhōu)安澜码头。顺着江面望去,不远处(bùyuǎnchù)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是温州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。
近日,一则永嘉瓯北至温州(wēnzhōu)安澜航线的(de)“停运公告”,将轮渡再次推到了台前。这条温州曾经最火爆(huǒbào)的航线要永久停运了吗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这则公告(gōnggào)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(jiāotōnggōngjù),更是城市(chéngshì)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,还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,与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(wèilái)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故事?
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主力(zhǔlì)乘客
清晨7时许,从永嘉开往温州市区的渡轮利落地破开江面,船尾拖曳出(chū)长长的水痕(shuǐhén)。

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(wāngzi)芳 摄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,渡轮上挤满了(le)上班族和“电瓶车大军”,28岁的陈(chén)正传便是其中一员(yīyuán)。家住永嘉县瓯北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的一个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,距离两边的码头都很(hěn)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渡轮横跨瓯江上下班,没有比这更便捷更酷炫(xuàn)的(de)通勤方式了。”陈正传说道。小时候家里新买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时刻也特别新奇(xīnqí)。
说起(shuōqǐ)和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事。6年级暑假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温州市区(shìqū)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坐渡轮到市区后,却不小心坐反了公交车,“公园没去成,乌龙(wūlóng)的记忆却可以记一辈子(yībèizi)。”
下班的(de)(de)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(huíōu)北,天上尽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斜斜地铺在江面,开阔的水面映着满目金黄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的“班味”一扫而空。
永嘉县(yǒngjiāxiàn)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记者,安澜码头曾是浙南(zhènán)地区最大的(de)码头,1993年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的“轮渡大军”。如今每日运行100多个(duōgè)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,每天只有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(zhǔlì)乘客。

轮渡上的“电瓶车大军”受访者(shòufǎngzhě)供图
正午时分的(de)船舱显得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。67岁的老钟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,袋子里是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(shūcài)。老钟从永嘉(yǒngjiā)到(dào)市区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到现在的2块钱。
在老钟的记忆里,曾经的轮渡(lúndù)更像一个公共空间,船上除了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山货、海货以及南货(nánhuò)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,轮渡就(jiù)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坐船(zuòchuán)。”如今,喧嚣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(shǒujī)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,记者发现许多外卖(wàimài)小哥的身影。“瓯越大桥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(cóng)东瓯大桥过去(guòqù)要绕路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(shěng)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手机(shǒujī)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早餐和麦饼等美食外卖,他还为客户送过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分布着众多餐饮店,将(jiāng)坐船作为过江的第一(dìyī)选择,轮渡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的新方式。
一部浮在水上(shuǐshàng)的城市史
瓯水弄潮,水网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(de)温州,自古以来水运发达(fādá)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。
“借问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为温州(古称(gǔchēng)永嘉)留下(liúxià)了诗意的注脚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(gǔgǎng)遗址(yízhǐ),则实证了宋元时期(shíqī)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存在的“千年商港”,北通大运河,南连海上丝路,是东方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,向人们展示出彼时(bǐshí)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。
宋元时代的瓯江(ōujiāng),不仅是货运动脉,更是文化传播的通道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聚散,留下诗句(shījù)、传说与买卖(mǎimài)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,勇于探索。
然而,对于世代生活于此的人而言,江河却意味着(yìwèizhe)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(rìcháng)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有瓯江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(jiānghé)阻隔,以前不管去(qù)哪个方向(fāngxiàng)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(guǎnlǐrényuán),后来才有了船票。”在温州老城区的一个工作室里,79岁的黄瑞庚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介绍道。这张绘制于18世纪末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(kāibù)设立英国领事馆的信息(xìnxī)。细看100多年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感(gǎn)扑面而来。

黄瑞庚介绍温州18世纪末的航船交通(jiāotōng)情况 记者 汪子芳 摄
曾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、作为温州市文联顾问(gùwèn)的(de)黄瑞庚热衷于收藏(shōucáng)温州老照片,其主编的四本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变迁与(yǔ)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
黄瑞庚以前(yǐqián)(yǐqián)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要做好舟车劳顿的(de)准备。往北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亭渡口横渡瓯江,向(xiàng)南去瑞安、平阳(píngyáng)、文成(wénchéng)和泰顺,也要在飞云江畔排队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(zhuǎnchē)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说,飞机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(wēnzhōuhuà)里与“水”发音相近)路一条。”这句俗语,曾是温州人对交通不便的(de)(de)无助喟叹。在瓯江上造桥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(mèngxiǎng)。1984年9月25日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(dàqiáo),结束了两岸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,黄瑞庚带队的市中西乐队,在现场见证了大桥的通车(tōngchē)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(ōujiāng)上(shàng)唯一的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陆续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(rújīn)共有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。

温州的瓯越大桥 图源 视觉中国(zhōngguó)
对于渡轮客流的变化,在瓯江(ōujiāng)“摆渡”了大半辈子的老船长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瓯北安澜航线开通时,刚满20岁(suì)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热闹(rènào)到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才会兴旺,一座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。”起初(qǐchū)做售票员的王震,目睹过每一个乘客(chéngkè)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(nián)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(dāngrì)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到了晚上十点。
1998年(nián)考取船员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(yīmíng)船长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。可繁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(dàzhuǎnzhé)”。2000年8月11日,连接温州市区、江心屿和瓯北的东瓯大桥建成(jiànchéng)通车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(dàqiáo)通车的那一天,船舱一下子空了一半。”王震回忆。后来,瓯江上每座大桥开通(kāitōng)的日子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(rìlì)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运输日趋没落(mòluò),但(dàn)安澜码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市民出行的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。如今,他和几位同事还坚守(jiānshǒu)在这个岗位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不仅是交通的节点,更是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(céngjīng)辉煌过的渡口码头(mǎtóu)将何去何从?
渡口是最古老的交通方式,温州市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(línhǎi)介绍,温州此前(cǐqián)内河及沿海共有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客流锐减、设施老化(lǎohuà)、渡口搬迁(bānqiān)等原因停用,目前31个仍在正常运营。
如今,轮船(lúnchuán)公司共有56名在岗职工,但退休人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(yuángōng)平均年龄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收缩的客流,转型成为(chéngwéi)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的转型尝试已有不少成功案例(ànlì)。重庆(chóngqìng)曾经的朝天门(cháotiānmén)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重庆的热门(rèmén)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礼物”产业。
江涛依旧,渡船何往?永嘉轮船公司也酝酿着自己的(de)“变形记(biànxíngjì)”。“我们一边(yībiān)提升基础设施,做好安全和服务(fúwù)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资源开发有码头(mǎtóu)特色的文创园。”马永驰介绍。公司所在的码头占地面积27亩(mǔ)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(jiàzhí)在下降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上升。“接下来,我们(wǒmen)准备以码头为锚(máo)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为一体的文创(wénchuàng)空间。”马永驰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对接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企业,洽谈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了温州的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(ōujiāng)的大通道(dàtōngdào)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具有(jùyǒu)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海峰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借助(jièzhù)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江心屿、古港遗址等资源,让企业实现(shíxiàn)从传统航运向综合文旅开发的转型。

1921年的温州招商局朔门码头 采访对象供图(gōngtú)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(dàn)数千年的桨声帆影未曾(wèicéng)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,远非简单的替代关系。翻开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(guòjiāng)方式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。
瓯江奔流不息,瓯江畔的朔门(shuòmén)古港遗址(yízhǐ),默默诉说着温州“千年商港”的辉煌历史,与之隔江呼应的江心屿双塔作为世界级古航标,共同汇聚起(qǐ)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(ér)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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